通过构建非对称NARDL模型和门限回归模型，文章选取2009—2021年中国114家商业银行实证分析了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影响的非对称效应及不同货币政策工具的交互作用效应。结果表明：我国金融市场存在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并且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长期和短期影响均存在非对称效应。其中，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调控的短期效应较显著，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调控的长期效应则更明显。当两种货币政策工具存在交互作用时，会进一步扩大银行的风险承担。建议央行需进一步完善利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在实施货币政策时将数量型政策工具的总量调控和价格型政策工具的结构调控特点结合起来，有针对性地应对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速下滑和结构性杠杆问题。
已有研究表明，信用债券违约呈日益蔓延态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信用评级无法准确提供债券违约风险信息，这也导致了信用评级公信力的下降。本文选取2018—2019年还本付息的信用债券作为研究对象，引入机器学习算法，探讨各评级机构提供的信用评级与债券违约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来自不同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对违约风险的反映不存在异质性，但对违约风险反映的程度存在异质性：与国内信用评级机构相比，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出具的信用评级能够反映更多的违约风险；与发行者付费模式相比，投资者付费模式下的信用评级能够反映更多的违约风险。也就是说，尽管信用评级虚高在信用评级机构中具有共性，但通过国际评级机构和投资者付费模式进行评级，可显著改善评级质量。这表明，信用评级行业的对外开放与采用投资者付费模式，对提升我国信用评级水平具有积极意义。
党中央多次强调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加强对影子银行及银行表外业务的科学测度与有效监管，对于防范化解我国系统性风险意义重大。本文将表外业务对银行违约风险的影响纳入经典的CCA分析方法之中。理论模型和经验数据的测算表明，表外负债的积累将显著增加银行的违约风险。此外，本文基于银行表外业务的违约风险，进一步讨论了“调控方向”和“精准发力”两种不同类型监管政策的效果差异。研究结果显示，仅收紧监管而不对具体业务开展过程进行约束的政策，可能会激励银行通过非理性发展表外业务来实现监管套利，导致表外业务风险加剧；而明确将表外业务划定为监管对象的政策措施，则有助于显著降低系统性风险。本研究对科学测度与监管银行表外业务、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金融领域的一项重大变革，其自身的绿色属性和环境正外部性对加快构建绿色经济发展体系意义重大。本文从数字普惠金融的运行机制出发，选取2011—2019年我国28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综合影响，以及资源错配的中介作用和宏观经济要素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且此提升作用在东部地区和重点城市更为明显；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缓解资本错配和劳动错配，通过间接作用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就宏观经济要素而言，政府管理能力和城市创新环境在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中起到了强化作用，而传统金融的深化程度则对这一影响具有弱化作用。综上，应适度超前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稳步进行要素市场化改革；同时，政府也要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进行适当监管和引导，通过优化创新生态环境等措施强化其对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
公司治理机制不完善是农合机构风险形成的重要原因，优化股权结构、完善公司治理是其化解风险、深化改革的重要步骤。本文以2014—2019年我国农商行和农信社为样本，分析了农合机构股权结构问题，并运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就股权结构对农合机构经营业绩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越高的农合机构经营业绩越好，资本充足水平在股权集中度影响农合机构经营业绩的过程中具有中介效应；第一大股东性质对经营业绩有显著影响，第一大股东为法人的农合机构表现优于第一大股东为自然人的农合机构，第一大股东为国有企业的农合机构表现整体更优，第一大股东为金融机构的农合机构风险抵御能力强于第一大股东为非金融企业的农合机构；第一大股东类型不同的农合机构股权集中度及其对风险水平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引入优质战略投资者，持续优化股权结构，强化股东行为约束，建立健全现代化公司治理机制。
信用环境作为正式制度的重要补充，在企业经营发展中的作用不容小视。鉴此，本文以2011—2019年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Blinder-Oaxaca分解模型，探讨了信用环境对企业经营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企业所在地级市的信用环境水平越高，则企业的经营发展状况越好，且这一结论经过内生性问题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进一步将信用环境水平对企业经营发展差异进行分解发现，企业自身特征和外部信用环境均可解释企业经营发展的差异，而信用环境的解释作用占75.2%；第三，通过对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和不同行业企业的分类研究发现，信用环境主要促进了中小企业、非国有企业和非制造业企业的经营发展。本文的研究为相关部门思考如何提升企业经营发展水平和建设信用环境提供了新的视野。
随着低碳经济的提倡与发展，大力发展绿色信贷成为商业银行发展绿色金融的有效手段，而发展绿色信贷能否为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带来增长也一直广受关注。本文首先选择36家商业银行的样本数据，运用DID模型对实施绿色信贷政策能否提高商业银行经营绩效进行验证；其次选用有效披露的16家商业银行，从盈利性、流动性和安全性三方面构建商业银行经营绩效指标，并构建面板模型验证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异质性影响和环境声誉的中介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绿色信贷政策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提高是有效的；（2）绿色信贷和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存在“倒U”型的关系，且在不同类型银行间存在异质性；（3）环境声誉在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中具有21.68%的中介效用。
创办时间： 2012年1月 主管单位：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编辑部邮箱： cbrcfrr@126.com 刊期：月刊 国内统一刊号(CN)： 10-1047/F 国际标准刊号(ISSN)：2095-3291
创办时间： 2012年1月